娘把哥哥交给了周副主席
抗战结束时，我们兄妹几个下落是这样的：调到《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姐姐张楠和姐夫王拓，皖南事变后隐蔽到成都和西安；一直留在延安的妹妹张昕和妹夫陈荒煤，这时在“鲁艺”工作；我在重庆；哥哥张伯 还在国民党的军队里。
娘在延安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一次“长谈”中，还有一个牵挂着孩子就是哥哥张伯 ，黄埔十一期毕业的炮兵营长。抗战八年，我们一家人天各一方，惟有哥哥在“那边”，这是娘最不放心的。
身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哥哥，抗战八年东征西讨打日本，英勇善战。“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们三姊妹离开北平后，哥哥回过家，他向娘保证过：只打日本鬼子，不打共产党。八年过去了，哥哥能不能投奔到共产党的阵营里来呢？这是娘要把他拉到身边来面对面谈的。周副主席了解娘的心意，他对娘说：“好哇，炮兵人才我们需要。不过现在来，一时用不上他的专长，让他先在那边干着吧，等有机会再说。”
在周副主席看来：国共还在共同抗日的时候，哥哥的炮兵专长还是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更能发挥作用。显然，在当时，民族解放的利益要高于国内的国共矛盾。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内战的可能如箭在弦，一旦到了这一天，哥哥必须作出选择。于是，这次周副主席安排娘从延安到重庆来的主要使命就是为此。
抗战胜利了，哥哥向上级告假，他借到四川相亲结婚的机会离开军队，一拐弯来到了重庆。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娘和哥嫂都和我一同住在已经复员回上海的金山三哥的房子里，金山当时已经去北平等待去长春。时间虽短暂，那真是一段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光。
12月中旬，我陪着娘和哥嫂去向周副主席和颖超大姐辞行。然后哥嫂就随军调部的飞机直接飞往北平。娘的使命完成了，她也飞回延安。次年春天，哥哥调往张家口，任华北军区的炮兵团长，娘还特意赶去和哥嫂住了一段时间，见他们能适应新的革命环境，才放心离去，重返她的晋察冀解放区去做她的群众工作。
一个小小的挫折
抗战胜利了，我的下一站是哪里呢———上海？北平？延安？我们可能会去的几个地方我都想到了，心里还想最好是去延安。万万没想到的是组织上同意我去美国！
抗战胜利前夕，由于金山和家人的不断努力，我和金山得到美国一所大学的中文助教聘书，聘期两年，只等美国使馆签证后两人就可以走了。没想到，此时金山得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命，准备去长春接收“满洲映画协会”（满映），日本投降后已由共产党派袁牧、田方等进驻了，金山只能在北平待命。组织上同意我一人做去美国学习的准备。
那时国共谈判正紧张，周副主席就在中共谈判代表团的驻地（上清寺石坡上的一幢房子）接见了我。对我准备的美国之行，周副主席说：这两年你在美国可以学好英文，休养身体，了解一下他们的戏剧电影情况。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可能有一个阶段，党的机关离开你们远了，你们要慎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党要做老实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这些话，周副主席特别要我带给金山。
然后周副主席交给我两封他和董老写给美国的龚普生同志的信，这是一封家书式的组织介绍信，笔调亲切幽默，信末尾署名“大哥”。周副主席一边笑着复述信里的话说：“我给你们带的钱不多，总不能让你们流落街头吧。”
签证要求的体检报告出来了，又是一个没想到———我的肺部有阴影，也就是说，我得了肺结核！医生要求我马上停下手里的一切工作，静养！
此时此刻，闹哄哄的重庆怎么“静”得下来。我该何去何从呢？就在这时，周副主席非常罕见地派人送来一张同时写给金山和我的字条：
山、芳：
姊夫有去东北可能，山可不必等我，速南下俟机北上。得知芳不幸发现肺病。相信她性格开朗，定能克服这样的疾病。
如有信给我，请交来人。知名不具。
这张字条，前半句是写给金山的，安排工作；后半句是写给我的，安慰病人。
有了这张便条，我和金山的行动也就明确了———我们先是一起南下赴上海，然后我去北平老家养病，他再继续“北上”东北。
1946年的1月，我带着几分沮丧、几分留恋的心情，离开重庆。
摘自《张瑞芳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