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考利是美国二十世纪重要的评论家之一，也是“迷惘的一代”的重要成员。这种职业与身份的双重特性，使得《流放者归来：二十世纪的文学流浪生涯》成为一本兼具评论性和回忆性特质的佳作。你既可以说这是考利本人的一本回忆录，你也可以说这本《流放者归来》是考利关于他们“迷惘的一代”的群体评传。
“迷惘的一代”这个称谓出自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海明威随后将这句话作为其处女作《永别了，武器》的两段题词之一，从而包括海明威和考利在内，“迷惘的一代”成为他们这一群体旗帜性的称谓。那么，所谓“迷惘的一代”究竟指哪一代人呢？考利的答案是“1915年和1922年之间从大学毕业，或应该从大学毕业的青年男女。”而且，所谓“迷惘的一代”亦不是一个特定群体的称谓，“他们从来没有结成一个单一的集团或者学派。相反，他们形成了几个松散的、互相隐约地怀着敌意的集团。”也正是这么一个乌合之众般的群体，创造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迷惘的一代”的产生既有其特殊的早年经验，又有可谓巨劫奇变的历史时代环境。按照考利的归纳，“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和传统都失却联系。其次，则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训练乃是为了应付另一种生活，而不是战后的那种生活，是因为战争使他们只能适应旅行和带刺激性的生活。再次，他们之所以迷惘，则还因为他们试图过流放的生活。甚至，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他们不接受旧的行为准则，因为他们对社会和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形成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考利所归纳的这些原因中，这种“除根”的过程和战争体验恐怕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除根”过程贯穿于迷惘一代的几乎全部的早年生活经验，而这一点恐怕也是影响“迷惘的一代”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以考利个人为例，“在中学里，除非我们凑巧是南方人，我们被剥夺掉一切的地方自豪感。我们读古代史和美国史，而不读就我来说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历史。我们知道西伯利亚各条河流的名字……可是不知道俄亥俄河和它可以通航的支流。”考利还说，在中学里还有一门公民课，“教我们列举宪法的修正案和最高法院成员的名字；可是从来不教我们总统究竟是怎样选出来的，或者法律是怎样在国会通过的。”甚至英语课文也是有限的以美国生活背景为场景的小说，使得这一代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我们觉得好像美国没有资格写出伟大的小说。我们觉得似乎一般的文学，以及艺术和学术是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极为遥远的东西……惟有外国作家才值得崇拜”。在“迷惘的一代”的大学里，这一考利称之为“除根”的过程无情地继续进行下去。“我们不是被训练成一个城镇、一个州或者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不是被训练得能从事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实业或职业；相反，我们得到的劝诫是进入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以雅典、佛罗伦萨、巴黎、柏林和牛津等地的传统为其传统。”
在1916～1917年之间的冬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在除根过程中的“迷惘的一代”成员们又毫无例外地接受起一种爱国主义教育来。当然，这种爱国主义不是事关保卫田野不受侵略者的蹂躏，而是一种有关世界民主和小国自决权的抽象的爱国主义，“它显然和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无关，和改善学校、减少赋税、提高产业工人的工资无关”。大学生们脱下了文化制服，而换上了军装，请注意，那些军装大都不是美国的军装，而是法国或者意大利的军装，“迷惘的一代”被迅速地带往国外。
明白了“迷惘的一代”产生的这种背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战争结束了，可是战时学会的生活方式还在根深蒂固地延续，“迷惘的一代”们在文学土地上掀起了新的“战争”：在巴黎或者在美国，利用文化人所有的本领，不管是给广告商写广告词还是赚取三流刊物的稿费，“迷惘的一代”们试图过一种柴米油盐的安分生活。这种生活持续了下来，而他们却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流浪。这场格格不入的“战争”成就了“迷惘的一代”的英名，而后来称自己是“迷惘的一代”的，却往往只是一些不谙世事的孩子，“迷惘的一代”后来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