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高高的麻石台阶走进恭城书院，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属纯木穿斗抬梁式结构的二层楼房。深秋淅沥的冷雨为这座具有浓郁侗族特色的古建筑增添了许多肃穆的色彩，它端庄厚朴，疏落有致，深邃古典地坐落在湖南省西南部的通道县。通道处于广西、湖南、贵州的交界处，是川、鄂、黔、渝及湘西通往“两广”的重要通道，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所以名为“通道”。
恭城书院始建于1105年。在漫长的日子里，书院默守山野，成为乡士书生的一处摇篮。谁也没有想到，这座当年莘莘学子读书求学的地方，无意间竟成了改变红军命运的福地。
1934年11月25日，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极其惨烈的湘江战役，作战部队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全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部队士气低落，指战员们对中央情绪很大。伍修权在回顾长征时曾赋诗写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湘江战役后，本欲继续北上湘西去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时，却发现国民党重兵以待，只好被迫掉头翻越老山界，往西而走，于1934年12月11日来到湖南通道县。这时，蒋介石已经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等地集结了近20万军队，布置了一个大口袋。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中，遭灭顶之灾。在此危亡关头，1934年12月12日，长征中的中央军委在通道的恭城书院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问题。
中央红军奔向何处?中国革命奔向何处———
屋外北风呼啸，松涛怒吼；屋内争论激烈，阵线分明。
踏着喀吱作响的楼梯，我轻轻走上二楼, 许多珍贵的红军过通道的照片和实物资料映入眼帘。在一间展室里，我看到了70多年前的那一幕：与会者的座椅围着一张正方形书桌依次摆开，而毛泽东坐的那张长条凳被摆在了离会议桌最远的一角，似乎是个旁听者，这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是相称的。因为毛泽东自从1932年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后第一次被邀讨论军事问题。在会上，手握大权的李德、博古不顾当时的实际情况，坚持从通道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反复陈说当时局势的严重性，指出如果不改变战略方向，等于将3万红军投入虎口。与会的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最后通道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红军遵照军委命令，从通道分两路西进贵州，向黎平齐头并进，于是有了著名的“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它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确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中曾这样描述：“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是啊，“通道转兵”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无可争辩的历史本身永远会被后人景仰。
细雨沾衣，青山无语，站在经过岁月洗礼的恭城书院门口，望着门柱上挂着的那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的竖牌，我感慨万端：虽然通道会议只是一次临时短暂的会议，却因其深远重要的意义而被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成为永远的“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