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的主编韩作荣告诉我，要在滇西的腾冲创建一个“创作基地”，而且要组织几个作家去参加创作基地的挂牌仪式，我立即表态：“我去！”
一行数人都是熟人，邓友梅夫妇，友梅是当团长的材料，我在他统领下，去过香港，还是在香港回归之前。友梅一当团长，这个团就有政协的气氛：一团和气，和谐愉快，趣谈生风，女士优先。最后这一条，特别是与夫人同行时，同行的女士也会沾光。同行的女士都也同行过，与徐晓斌在台湾省吃过海鲜，与周晓枫在山西吃过拉面，因为有这点交情，所以尽管她俩的嘴里在不吃东西的时候，都让许多男士饱受语言轰炸，我还是相当的放心，直到挨炸的那一刻到来。还有徐刚，越来越像个沙弥活佛，自从他成了环境文学的主持以来，脸上真有了佛相。商震是本次采风的组织者，读商震的诗，你觉得他像教授，和商震同行，你才知道他是赵本山的老乡。要不是他长得太正规，没有“二人转”的特点，就轮不着范伟出名，和赵本山搭伴的那个人就叫商震。
商震一路上警告我们山高路远，从北京坐飞机到昆明，从昆明立马转机去芒市，从芒市还要坐3小时汽车才到腾冲。我没有吭声，跟着走。邓小平早就教导我们，凡是旅行，最好的随员，只需记住这三个字“跟着走”。对自己少负担，对别人也少麻烦。当然邓友梅作为团长比我们先行一步，早一天打前站到昆明。在我们像民工一样十万火急地下飞机出机场找到邓团长的时候，这位友梅团长正笑吟吟地坐在香气弥漫的菌子火锅面前：“不要着急，还有20分钟，你们好好享受一下这云南的特色！”
直到我坐上飞机，把心放进肚皮里，才问自己：“刚才那菌子汤是红汤还是白汤？怎么想不起了？”想不起就不想了，想腾冲。我不是第一次去腾冲，这是我十分迫切参加此次活动的原因。我在20年前到过腾冲，那是1986年中国作家访问团访问滇西。团长是邵燕祥，云南诗人晓雪陪同，一行有汪曾祺、柳萌、毕四海、李锐、李星等。那时候，没有飞机也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昆明西行武行、大理，转南下保山、腾冲、芒市、畹町，一路在高黎贡和澜沧江间穿行，基本上走的是当年滇缅公路的路线。在滇西南转了一圈，整整半个月时间坐在一辆中巴车上。情形如我当年写的诗，题目叫《滇缅公路行》：“昆明街头个体摊上/找不到艾芜出售的草鞋/《南行记》又没再版/好吧！向西向南向缜缅公路/刚惋惜旅行车椅子松软/太现代而少传奇色彩/立即被蛇行般的滇缅公路/把胃口悬在车窗外面//高山啊一个接一个的高山/绣球般把汽车甩去又抛来/让横断山脉这个名称/在你胃里打滚/在你的肠子里跳舞/在你的每个关节里兜风/让所有不切实际的浪漫/如断线的风筝飘落在峡谷……”那次的旅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最久的一次长时间坐汽车旅行，二是蛮荒而又富饶的滇西风景象烙进脑子里，一辈子难忘。高山、大河、深谷、剑麻、芭蕉、凤尾竹、象脚鼓、茅草竹楼、傣家长裙、橡胶林……这些词汇共同叠加为滇西给我的记忆，在这些几乎纯绿色纯自然的旅程中，有一个地方，打破了滇西绿色的底色，那就是腾冲。腾冲在我们那次旅行中，是个“异变”，在这天高皇帝远的边陲小城，我看到了两个地方，一武一文。武之地是墓碑密密麻麻像出征战士林立的“国殇园”。一座荒秃秃的山丘上立着3340块墓碑，那是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为收复腾冲与日军死战而阵亡的9000名将士中的部分墓地。其余的阵亡者名单全刻入100面石碑。这座长满墓碑的山丘，一下子让所有的滇西风景退到背景中，成为滇西最伟岸的山峰。文之地是和顺的乡村图书馆，一个边地小村子，其貌不扬，凋敝破败，最招眼的是一间规模不小的图书馆“和顺图书馆”，这是早在民国十七年就挂牌开放的公共图书馆，在图书馆的不远处的乡村民居之间，是思想家艾思奇的故居，这是中国共产党最著名的讲道理的哲学家，我读大学时，哲学课本就是先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年经过腾冲行色匆匆，没记住腾冲城的模样，但这“一文一武”之地，使那次滇西之行有了浓重的一笔！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改革开放还没有打开所有的窗口，我当时记下这样的感触：“腾冲是滇西最神奇之地，国民党在这里出了能拼命打仗的军人，共产党在这里出了个最能讲道理的文人，文武之道，神哉腾冲！”
从芒市机场乘车，3个多小时就到了腾冲。进入腾冲城区，马路宽，华灯明，楼房高，已不是我印象中的边城了，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市镇。20年的确不算短了，它足以让一座边城从“穷乡僻野”走进小康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