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工作地点之一———重庆红岩村（资料照片）。



当年出版的一张《新华日报》。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
    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党的工作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始终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大多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活动。
    南方局在重庆的主要工作地点是红岩、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重庆近郊的红岩嘴１３号既是公开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又是秘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曾家岩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经常在这里办公和住宿。南方局内部先后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室、剑英工作组、南洋工作组、秘书处等10余个机构。
    从1939年至1946年，南方局在周恩来等领导下，在极其复杂、险恶的环境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争取和团结各界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地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提高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影响。
    南方局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我们党对国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和投降倾向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同时，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把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南方局的推动和帮助下，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它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组成。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其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南方局还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联系。后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派人同刘文辉、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联系，并分别设立了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
    同一时期，南方局从多方面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实业界人士、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宗教界人士开展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局根据斗争需要，积极开展了外事工作。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会晤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事实和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建设成就，反映大后方广大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新华日报》《群众》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了指导。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包围袭击我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于1月18日在《新华日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向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猛烈反击。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1941年，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了一个戏剧演出活动，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产生轰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多个。演出推广到桂林、昆明等地，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对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了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局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根据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南方局按照中央指示，组织领导所属各地党组织实现从形式到工作方法的完全转变；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掩护，或是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悍的原则；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
    1941年年底，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提出必须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并提出了“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等7个条件。会后，南方局又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统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努力学习，做好本职工作，广泛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
    与此同时，南方局十分重视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教育，强调越是环境恶劣越要严守党的纪律，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经过南方局的艰苦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1943年6月，周恩来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的筹备工作，董必武任代理书记，主持南方局工作。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红色堡垒。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