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已有定论，但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根据当时可比价格计算，在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GDP为英国的4倍；在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帝国GDP为日本的5倍，但天朝上国在这两次抵御外侮的战争中，先败于英国，再败于日本。为什么？
在传统视角之外，美国纽约大学金融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梅建平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虽然英、日之GDP远小于大清帝国，但是它们有着清政府无可比拟的集资融资能力，有着资本市场这一现代工具来筹集战争经费。
在梅建平看来，在战争中，清政府以原始且效率低下的苛捐杂税为主要的财政收入，其中腐败和剥削无可避免；英、日在以制度化的金融手段，在资本市场发放国债来向百姓借钱，变剥削为许诺，不仅迅速筹集战争经费且推动金融发展。
这是梅教授为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祁斌的译作《伟大的博弈》书跋所言。其间虽不免有宣介之意，但其观点却道出了天朝上国落后挨打的内在原因，也深刻地道出了现代金融对国家的重大作用。针对这个问题，祁斌在此书的首页便说：“资本市场的博弈牵动着大国的博弈和兴衰。”
而《伟大的博弈》的作者、美国经济史学家约翰·S·戈登在此书前言中提到这样一个传说：1818年，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法国面对巨额战争赔款不得不向银行借款，路易十八的宰相黎塞留如此感叹：“在欧洲有6大强权：英格兰、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沙皇俄国、巴林兄弟银行。”戈登也描述了美国自己的故事：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以不同方式从华尔街募集大量资金用于战争开支，南方政府则只能用印刷钞票来应对。戈登多多少少地认为，融资手段的高下和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在戈登的书中，资本和劳动力、技术、资源一样，是任何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在他这里，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货币，或者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钞票，或者是银行的一组数字。从纯粹意义上的经济学来讲，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我们没有必要明白货币、资本、资产的各种含义，只要知道它们都马马虎虎可以是另一样东西：钱。
融资就是借钱。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建议：“既不要借给别人钱，也不要借别人的钱。”但是，既然战败者都有能力借钱，既然为了战争都可以借到钱，可见人们实际上并不担心借钱不还，因此总是有人愿意借出，有人愿意借进。这样说来，说借钱是一种能力，并不完全是一种流氓气息。
经济学认为，从长期来看，储蓄等于投资，因此，只要我们进银行，就都既借给别人钱，也借别人的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既是债权人，也是债务人。我们经常穿梭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成为那些乐于借进或借出的人。
戈登就美国铁路描述了一个类似笑话的故事：很长时间里，英国很富裕，美国人修建铁路需要资金，英国人高兴地来到美国股市投资于铁路，美国人修完铁路，英国人成为这些铁路的所有者，当股市崩溃时，英国人忙不迭地把这些股票低价抛售给美国人，结果美国人既得到了铁路，又拿到了铁路所有权。戈登说：“（美国人）变相地洗劫了英国人的财富。”
回到我们的出发点，还是关于中国铁路：借钱搞建设。铁路应该充分地、多样地、及时地利用国内资本市场甚至国外资本市场来集资融资，掀起铁路建设的新高潮，推动铁路的改革和发展。时至2006年，我国铁路方进入资本市场，与国民经济中的其他行业相比，已经姗姗来迟，更遑论比及发达国家。经验已经证明，博弈于资本市场，得到的远大于付出的。而重组上市、股权融资、存量换增量的步伐，或许可以迈得更大一点。
那些新的观念，应该因此深入到铁路各级组织，使之成为一种常识。因此，就观念而言，“转变”二字已经让人感到迟钝，需要一日千里的追赶。
米金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