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事与干净———阳光划出的底限

做官还是做事，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就像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纠缠着西方人一样，是一个注定要纠缠中国人的永恒问题。在多元化选择的社会里，这样的问题其实不会成其为问题，而对于有着“学而优则仕”这样强大的主流传统的社会，这显然成了难以回避的人生问题。

　　 从来有做官派，也有做事派，其实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选择，对于个体而言，没有最好的选择，也没有最坏的选择，只有自己的选择；但是假如把“做官还是做事”这个选择摆在为官者面前，选择就不仅仅是个体的事，放置到国家的高度、事业的高度来叩问，其实别无选择，答案只有一个：做官就是要做事。

　　 所以，在一个个、一代代为官者口里，我们不断聆听到他们鲜明的表白。薄熙来就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发表履新感言，明确地说一要干事，二要干净。无独有偶，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倡的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表达的心声异曲同工。

　　 把近一百年的时光拉近来看，将“做事”推到至上高度的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从临时大总统位上退下，让位给袁世凯，就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义无反顾投身于中国铁路的规划和建设，立志10年之内，在中国国土上修建20万里铁路———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着富国图强的理想。“吾人应为国家做大事，兴实业，不做大官”，这样的话语至今振聋发聩。

　　 做官就是要做事，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做什么事？做官目的不同，就有了境界高下的不同。做官，可以有“为天地立命”这样的崇高，也可以有为求“黄金屋”和“颜如玉”的狭隘；可以做有益于群众的好事、有益于国家的大事，也可以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或者干脆谋官不谋事。
“干事”与“干净”一起相提并论，就是把做官当做优先攫取私利敲门砖这样的行为完全摈弃，一心为人民谋福祉，为国家谋发展。干净地干事，这是对灵魂的拷问，也是事业发出的拷问。

　　 铁道部新近对“两节”期间加强廉洁自律工作提出要求，当类似过廉洁春节这样的提倡永远消失，我们看到的权力应该是令人欣慰地干净运行。
“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干事与干净，是阳光为权力划出的双重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