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上挤死打工女拷问铁路责任

　　核心提示：农妇孙学华殒命火车上的遭遇，折射出中国春运的困境。此案例引发人们拷问铁路部门该不该担责。

　　《法制周报》记者 文峰 伏志勇

　　2月20日，孙学华的丈夫文永良，在坚守殡仪馆8天7夜后，等来铁路部门的答复仍是“无错不赔”。

　　2008年2月11日晚9时左右，妻子孙学华与四川同乡赵兴兵一同搭乘K585次列车去广州，准备与家人团聚，不料此趟车存在严重的超员现象。2月13日凌晨，孙突然晕倒。乘务人员赶到后，只是请现场会医术的乘客帮忙看了一下。但没过多久，孙学华情况突然恶化，于是乘务人员在未通知前方车站的情况下，安排她在前方的河唇车站下车。下车等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后，120救护车才赶到，此时的孙学华已经死亡。

　　事后，铁路部门声称对此惨剧不负责任，不会给家属任何赔偿，家属在当地处理后事的一切费用均须自理。一时间，打工女被挤死在火车上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全国。

　　车上涉嫌挤死人，铁路部门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背后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死亡之旅

　　在这个四口之家中，文永良早在1989年就南下广东打工。儿子文龙在2002年高中毕业后，闯荡深圳，今年25岁，在某涂料厂任课长，工资才1000多元。而女儿文惠只有23岁，去年才来到广州。

　　2008年初的那场南方大风雪，让远在广东打工的文永良及儿女无法回家过年，家里人商定2月16日全家在广州团聚。

　　在2月11日，年初五上午，孙学华背上一个塞满了家乡土特产的大包，另外还提着一个装着必要的财物，其中有儿子文龙的户口簿的手提袋。就带着这样简单的行李，孙踏上了旅程，谁也想不到，这也将是她人生最后的旅程。

　　当天，孙学华花了8元钱买票，经过1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赶到国道附近和妹夫赵兴兵会合。赵在广州一家电镀厂打工，路途上两个人可以互相照应。6点钟晚饭后，两人一起登上开往南充的班车。

　　每张238元的车票，是赵兴兵找朋友、托关系才买到的。

　　晚上9时40分，K585从南充站出发了。

　　据赵兴兵回忆，他们的座位，距离卫生间不过10米。然而克服这段距离，“你要慢慢吼”，要用慢镜头的速度，像游泳一样穿过人群。

　　事后据赵兴兵回忆，2月13日0时20分，从卫生间返回的孙学华，在接近座位的时候，突然晕倒。此时K585已经进入广东湛江境内由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管辖路段，距离终点站还有7个小时。

　　“救人！”有人大声喊。更多人从梦中惊醒，车厢骚动起来。

　　列车员陆续赶到，送来葡萄糖和藿香正气口服液。“不晓得啥病，不能乱吃”。又有旅客说。车厢里意见不统一，赵兴兵和列车员都显得不知所措。此时夜间行车，列车停止播音，赵兴兵没有听到寻找医生乘客的广播。

　　列车负责人检查了赵兴兵和孙学华的车票，建议他们在前方车站就近下车、接受治疗，并且承诺改签车票。

　　改签意味着旅途要重新开始，而且剩下的路程，极有可能蜷缩在过道中度过。“不下算了。”孙学华艰难地说，她苏醒过来，但面色铁青。她的意见，显然得不到采纳。直到孙学华死亡，赵兴兵才恍然意识到，这句话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遗言。

　　双方争议

　　“这人本来好好的，是活活被挤死的！”文永良用不太标准的四川普通话说，时至今日，死者家属怀疑，是列车上拥挤、混浊的运输环境，导致孙学华突发疾病。而铁路部门则认为，是孙学华自身的疾病引发了猝死。

　　根据有关记录显示，0时39分，K585驶入河唇火车站。在这个三等小站上，没有警报闪烁的救护车，也没有蜂拥而至的医护人员。事后，铁路方面才向家属承认：从孙学华突发疾病到K585进站前长达20分钟的时间里，列车并未将孙学华的情况通报车站。

　　在已经进行多次的协商中，铁路方面对这一细节的解释前后不一：“当时列车位于两广交界地带，乘务员不知道车站的电话”；“调度通讯系统用于内部生产，不对外”；“K585本来就要停靠河唇站，不是临时停车，所以没有必要”。　　　　　　　

　　铁路系统事故处理工作组，由达成铁路公司、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和河唇车站三方组成。达成铁路的意见是：孙学华晕倒与列车超员无关，列车不配医生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乘务员在能力范围内尽到救助责任，列车和车站履行了正常移交手续，所以K585次列车对此不负责任。

　　K585继续行驶。

　　赵兴兵背着孙学华，穿过月台、天桥，前方是河唇车站值班室，这段平时只需要5分钟的距离，这时显得格外漫长。

　　2月13日凌晨1时40分，广东廉江境内的河唇火车站值班室，孙学华静静躺着，不再有任何生命的征兆。

　　事件发生后，列车工作人员承认：进站之前，列车并未提前和车站取得联系。而车站方面，则对拨打急救电话的时间含糊其辞。

　　死者家属实地调查发现，从河唇火车站出站口到派出急救车的河唇卫生院，步行也不过10分钟的路程。

　　一个打不起的官司

　　对于孙学华的死亡，车站和列车的态度完全一致。“按照铁路的规定，该做的车站都做了，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过失，死亡是因为疾病来得太凶猛。”类似的观点，来自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的代表已经重复了多次。

　　家属查阅了铁道部2003年颁布实施的《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文件中有一条规定说：车站对列车移交的受伤旅客应当及时送附近或有救治条件的医院抢救。

　　河唇车站代表认为，“送”和车站拨打急救电话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文龙不相信车站的说法。2月16日下午，他步行从火车站出站口出发，沿路打听河唇卫生院的位置。在卫生院大门口，他看了一眼手机，这一程他只用了10分钟。

　　一家大型铁路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列车和车站不具备判断疾病的能力外，也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有重要关系，“旅客都要中途下车了，病情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因专门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和赔偿而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但是，这条路看起来漫长而充满风险。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能在铁路运输法院——一个铁路系统的内设机构，起诉列车和车站。多年来，普通人向铁路法院起诉铁路运输部门，原告极少胜诉。

　　文永良告诉记者，妻子的尸体还停放在殡仪馆，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协商中态度还是很好，但就是不承认此事件是他们的责任，也不愿意赔偿，只负责火葬费用。原本欲打官司的他们，却承受不了巨额的律师费，而做司法鉴定的部门却与铁路部门有关联，他们担心鉴定结果不公正，已经精疲力尽、心力交瘁的他们，不愿意再纠缠下去，决定放弃索赔。

　　随后，记者与当地的铁路部门取得联系，但对方都以“领导外出”、“事情正在协商”为由，婉言拒绝了采访，相关事件的细节无法再进一步核实。

　　“挤死人”该不该赔偿

　　列车上涉嫌挤死人，铁路部门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学者陈杰人表示，首先，应该通过鉴定确认孙学华的死亡原因和昏迷原因。比如，要查明是既有病痛导致昏迷还是车上拥挤导致昏迷，即便是自身病痛导致昏迷，还要确认车上拥挤对昏迷是否存在诱发作用。南充客运段称，孙学华的昏迷与拥挤“应该无关”，这只是单方面的主观推断，具体原因要由司法鉴定做出。

　　其次，要弄清几个法律关系。孙学华作为乘客，和铁路部门存在消费者和服务者的民事法律关系。铁路部门有义务按约定将乘客安全送至目的地。仅就安全义务而言，铁路部门应当保障乘客在车上有基本的生命和健康保障，至于列车上是否配备急救设施，这和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没关系。

　　他对孙学华的家属提出几条建议：一是迅速寻找证据，以证明列车当时的拥挤程度，比如联系其他乘客作为证人；二是迅速申请独立的医疗技术机构解剖孙的遗体，以确定列车拥挤程度对昏迷和死亡的关系密切程度。

　　长沙理工大学社会学专家成松柳教授表示，中国铁路客运被人称为垄断行业，但即使是垄断，也必须保障旅客最起码的权利与尊严。乘客掏钱购票，就是对一种服务体系的购买。因此，对孙学华之死，铁路客运部门认为“对此不负责任”的表态，无疑是冷漠而且令人寒心的。

　　(贺信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