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集资无希望又走洋债回头路
湖北铁路总局虽然官办，但也发布招股章程，宣布筹款，“无论官绅士商，其入股利益，概系均平一律”。他们认为，从武昌向南至岳阳这215公里的线路，工程较易，运量较大，有利可图，招股筹集白银600万两的资金不成问题。湖北绅商没有什么实力，“全凭总督之措置经营”，张之洞把招股之事交给湖北官钱局（相当于省立银行）一手操办，基本排斥了绅商的参与，结果是购股投资者“异常稀少，且议论纷纷，有谴责官场假此以射利者”，也就是趁机营私谋利，因而收效甚微。1910年8月，邮传部查了鄂境粤汉铁路的财务情况，仅有官银30余万两、股银63万两。这点儿钱，对于修筑铁路来说，真是杯水车薪，能做什么！
商办湖南全省铁路有限公司更名为“奏办总公司”之后，决定先修株（洲）长（沙）间50公里的铁路，与盛宣怀用官款修通的株洲至萍乡铁路贯通。他们用招股与征捐的7种办法筹集资金，包括商民认缴的优先股、房捐股、职工薪股、米捐、盐斤加价、租股等。由于“奏办总公司”与衙门无异，只向官府负责，不受股东约束，管理十分混乱，随意安插私人，挥霍股款，商民意见极大，不敢信任，筹款毫无起色。至1908年，“集股不过百余万（两白银）”，除了支付因向华美合兴公司赎路而分摊的还款每年40余万两白银，还有公司员工的工资和杂务开支，根本剩不下多少钱来修筑铁路。
比较而言，商办的广东铁路公司招股情况最好，但公司内部矛盾重重，大小股东之间互相挤压，管理混乱，浪费极为严重，筑路进度也不理想。
湖南、湖北两省修筑铁路的资金无着，使张之洞寝食难安。“奏办总公司”要张之洞出面，向萍乡煤矿借款200万两白银，盛宣怀是该矿主管，回电说：“萍矿负债累累，自顾不遑，安有余力？”碰了一鼻子灰，张之洞致电岑春煊说：“粤汉铁路收回，业已三年，筹款集股毫无头绪。若不借款兴修，终无观成之日。”张之洞这里说的“借款”，指的是借洋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走这条路。然而朝廷是明确表过态的，在黄昌年参劾张之洞的奏折上批示：粤汉铁路“应由三省集股兴修，以保利权，不准借用外债”。三省绅商也反对再借洋债，张之洞给岑春煊发此电报，也是试探性的，意在说服他改变态度。
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变，张之洞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进行。1907年3月31日，他致电邮传部，提出一个借款的“变通之策”。当时，邮传部为了从比利时公司手里赎回京汉铁路，正与英商谈判借款。张之洞说，“贵部借英款以还比国路债，既已奉旨准行”，遂请求英方在“借款总额内，代为多借千万，或一千五百万。表面仍作为贵部所借，内容实为鄂省境内粤汉、川汉两路借拨之用。鄂省只作借拨部款，认息分还”。这个“变通之策”没有成功。他不灰心，又致电袁世凯，请他在朝廷内做些疏通工作，把粤汉铁路借款“并入”津镇铁路的借款之内，但满心的希望又成泡影。
恰在此时，张之洞的官职迁升了：1907年7月充任体仁阁大学士。9月4日，又奉旨与袁世凯同时调入军机处，成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入阁拜相”又“入参军机”，登上了朝廷行政官职的顶峰。同年9月10日，张之洞奉命进京，主管学部，离开经营了17年的湖北，开始以宰相身份跻身晚清政坛。按说，三省自办粤汉铁路这件令他进退两难的事情，从此可以不管了。何况，朝廷已于1906年10月成立了邮传部，统辖全国路、船、邮、电四政，这个烫手山芋早就该由邮传部接手了。然而，进了京城的张之洞，仍对湖北筹建中的粤汉、川汉两条铁路牵肠挂肚，不过此时的他却又不便多管了。朝廷也考虑到了这一层，没有张之洞这样热心铁路的大官统筹，三省各筑各路，就更没有希望了。于是清廷于1908年7月20日发出一道上谕，“著派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兼充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指出：粤汉铁路“前经张之洞收回自办，极费经营，乃数年来官绅商董意见参差，迄无成效，自应简派大员，统一事权，督饬在事官绅商董认真筹办，所有路务大端，由该大臣统筹三省全局，体察情形，随时主持裁定”。同年12月28日朝廷又下令，“派张之洞兼为督办川汉铁路大臣”。从上谕中可看出，朝廷对粤汉铁路工程的进度缓慢十分不满，要张之洞全权负责，加以改变。
（连载40）严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