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洋钢轨 着手建铁厂
清政府朝令夕改，修筑卢汉铁路这么一件大事，一道上谕就“缓”掉了，这对专为主持修筑此路而来的张之洞，无异是晴天霹雳。他当时怎么想的呢？在李鸿章幸灾乐祸地把朝廷“移缓就急”的决定电告之后五天，张之洞回了李鸿章一封电报，表态说，对于卢汉铁路缓办的“廷议”，湖北方面“谨当遵办”，此后，他将“专意筹办煤、铁、炼钢、造轨，以供东路之用”。他要“专意”筹建铁厂，为关东铁路供应钢轨。张之洞没有表露出不满情绪，他是个顾大局的人，“俄患日亟”，抢筑关东铁路以保卫东北主权，他全力支持。而且在张之洞看来，即使没有此项“移缓就急”的命令，根据他提出并得到朝廷肯定的“四先”方针（以积款、采铁、炼铁、教工四事为先），“前六七年积款积铁，后三四年兴工修造”，原本要先做的就是采矿炼铁制造出钢轨来。张之洞已经得到了朝廷第一笔200万两的拨款，他坚信，有了这些银子，他能把这件事做好。
1890年5月，张之洞在武昌成立了湖北铁政局，委派候补道员蔡锡勇为总办。在张之洞最初的计划里，并没有想在他官署所在地汉口建造炼铁厂。在前面提到的《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中，张之洞主张从国外进口“小机炉”，分拆后运到盛产煤铁矿的地方去建厂。他列出三个地方，一是山西，二是河南新乡或山西长治，三是广东。到底建在哪里，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方能确定。恰在此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向朝廷表示，他不想接收张之洞向国外订购的铁厂设备。别看李鸿章是洋务派领袖，其兄李瀚章却是个守旧官僚，对办洋务不感兴趣。这对张之洞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炼铁设备就要从英国运来，铁厂建在哪里，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围绕选址的一场争论开始了。建钢铁厂是筑卢汉铁路的配套工程，李鸿章当然要管，他主张“运铁就煤”，铁厂建到煤矿附近去。当时湖北没有找到大煤矿，又到湖南、江西勘探，这两处很有希望，真要找到的话，按李鸿章的主意，铁厂就不能建在张之洞的辖地湖北了。盛宣怀也对此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认为应该“运煤就铁”，说他曾派英国矿师去大冶调查过，那里铁矿石储量很大，因此铁厂应建到大冶去。大冶在湖北境内，张之洞很重视，派人实地考察，结论是大冶矿区地势欠佳，建厂难度很大，不妥。半年过去了，关于厂址的辩论仍在继续。张之洞觉得这样不行，徒费时日，他必须做出决断了，宣布：“不拘一格”，采取“煤下行，铁矿上行，皆就省城”的“两不就”方案，厂址就设在汉阳的龟山脚下，与他官署所在地的武昌隔江相望。
张之洞的决定引来一片反对之声，主要有两条，一是汉阳地势低洼，二是此地既不产煤也不产铁，运费开支巨大。李鸿章也写信劝他重新考虑。但张之洞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列出充足的理由，如：武汉商贸繁盛，已经和正在创办的枪炮厂、织布局、缫丝厂等十多个近代企业都设在这里，它们是使用钢铁的大户，铁厂设在汉阳，可就地销售产品；当时为数不多的通达洋务、谙习技术、懂得经营的人才，也主要集中在武汉，铁厂建在汉阳，这些人才“皆可通融任使”，此外，“中国向有之积习”，如“员司虚浮”“匠役懒惰”“料物短缺”“煤斤掺杂”等等，不得不防。把厂设在江对岸，省城官员“皆可亲往察看”“督察甚易”；铁厂每年产生3万吨矿渣煤渣，可供汉口填湖筑堤。张之洞还说了一条理由：铁厂投资巨大，在汉阳设厂，朝廷和省城的官员都可亲往察看，就是说，便于朝廷对这项工程、也是对自己的监督。当时不少顽固派官僚反对建立近代工业，往往根据道听途说或某些枝节皮毛之事，上书攻击，使热心搞洋务的官员吃足了苦头，因而张之洞在选择厂址时，也把这一条考虑在内。
后人对张之洞的批评中，经常提到的一条，就是说他刚愎自用，不听劝阻，一拍脑袋决定把铁厂建在汉阳，为的是离官署近，便于自己监督控制。这是很片面的。从上面张之洞列举的理由看，他考虑的不仅是铁厂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地的远近亦即布局问题，还顾及了铁厂产品的销售市场、人才资源、对企业的就近督察，甚至还有废物的充分利用等等。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全面综合地照顾到涉及企业经营的诸多因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张之洞并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了厂址的，他与亲信幕僚、洋专家们做了反复研究，还亲自到现场进行了踏勘，是很慎重的。铁厂选址并非只有“运煤就铁”或“运铁就煤”两种模式，还有一种“钟摆式”，在相距很远的铁矿与煤矿同时建厂，轮船或铁路来回运输，没有空车或空船的浪费。张之洞在解释他的“两不就”方案时，说的正是这种模式。近年来，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后指出：汉阳炼铁厂建成后发生的经营困难甚至濒临破产，主要问题并非出在选址不当上。
（连载5）
